博鱼体育清代山西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及成因

　　博鱼体育借助ArcGIS10.8平台，对清代山西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描述并分析其成因。结果显示：清代山西自然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基本吻合，多以自然地理实体特征命名。人文景观类地名受人文活动影响较大，集中分布于省域东北部以及南部地区；人文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异明显，晋北地区为军政活动类、蒙满民族语言类地名的集中分布区，晋南地区传说典故类、商业活动类、姓氏类地名较为集中，美好寓意类、建筑类地名分布集中度低。

　　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系。地名是一种跟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景观，一般指自然地理实体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兼具空间位置属性和文化属性，其形成跟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承载着地方的历史文脉，一直是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19世纪后期已经在西方出现。中国古代虽无明确的地名学概念，然《周礼》卷46载：“原师掌四方之地名”。可见，地名作为一个语词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并且中国古代有关地名的相关研究异常丰富，如《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等地理类著述皆蕴含着显著的地名学价值。地名学一词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论著时在中国被确立了下来。

　　国外的地名学研究成果丰硕，Poenaru解释了语言学、地名学之间的关系；Edward关注了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美洲土著地名；Helmke诠释了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记录的地名；Fagúndez通过植物地名的多样性模式揭示了与环境和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Atik从景观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角度探求了新西兰奥塔戈地区的地名与景观特征；Chloupek探索了内布拉斯加州文化，对其历史地名研究采用了GIS方法，Bijak解释了波兰地名中的空间和景观问题；Herzen讨论了历史地理景观的地名感知问题。

　　20世纪初，“历史地理”学科名称从西方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目前，历史地理学领域已涌现出大量关于历史地名的论著，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地名学的源流，归纳了地名的概念、拼写法、渊源以及演变规律，并提炼了地名研究的具体方法。亦有学者对政区地名更名提出建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核地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泰森多边形等方法被引入地名文化景观研究，使得对地名的研究趋向更为量化、空间可视化的表达。

　　山西历史悠久、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的地名文化景观。本文拟借助ArcGIS10.8平台，以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山西省为研究区域（图1），描述清代山西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分析其原因，挖掘各类地名文化景观的内涵，以期为区域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提供参考。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清代山西的558个地名，分自然景观类和人文景观类两大类。自然景观类地名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动植物等3种类型；人文景观类地名包括军政活动、美好寓意、传说典故、商业活动、姓氏、建筑、蒙满民族语言等7种类型（表1）。

　　据统计博鱼体育，清代山西的地形地貌类地名数量为78个，占比13.98%，直观地反映出当地的地势高低、地貌、地理位置等情况，主要出现“原”“曲”“峪”“阳”“垣”等字样。“原”意为地形平坦开阔之地，如太原、原平；“峪”意为山谷，如峪口镇，因地处半包围的山谷口，且与北川河、北武当河交汇于此，故得名；“曲”意为弯曲的地方，“垣”意为矮墙，如垣曲，周围的山峰像低矮的围墙，又位于黄河的弯道旁；山南水北称之为“阳”，山北南边称之为“阴”，如岳阳，因其地处太岳山以南而得名。如山阴，地处复宿山北边、桑干河南边而得名，辽置河阴县，金、元置山阴县。

　　水文类地名数量为67个，占比12.01%，主要有“源”“泉”“河”“洪”等字样。“源”意为水的源头，如沁源，因沁河的源头而得名；“泉”意为从地下流出的水源，因有一口或多口自然泉眼提供水源得名的有冷泉关、南泉寨；高洪口，因山洪暴发时，河床比村高而得名；河津，因地处黄河要津而得名。

　　动植物类地名数量为15个，占比2.69%，主要有“榆”“桦”“林”“韭菜”等字样。因该地周围榆树成林而得名榆林口；韭菜庄窝，此地盛长韭菜，故得名“韭菜庄”。

　　山西的军事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军政活动类地名数量为82个，占比14.70%，主要用字有“堡”“关”“鲁”“镇”“营”“寨”等。如，镇鲁堡，明嘉靖十八年（1539）置堡，名镇虏堡，因“虏”有贬义，后改为“鲁”，名为“镇鲁堡”；镇河堡，明嘉靖十八年（1539）设，属二道防御体系的屯兵堡，“边墙五堡”之一；马站，用于屯聚战争物资，援应各路军马，距关城，老营均为四十里，为一马冲锋的距离，因此得名；镶红旗察哈尔，是康熙十四年（1675）为安置宣府边关外平定的蒙古各部所设置的八旗管理地名；土岭寨，为长城之南“内以察奸宄，外以御寇敌”的隘口关寨之一。

　　美好寓意类地名数量为41个，占比7.35%，主要用字有“安”“宁”“定”“兴”“永和”等。“洪水镇”位于汾河西岸龙王沟口，常遭遇水灾，人们企盼摆脱水灾，取永远平安之意更名为“永安镇”；宁武为军事要塞之地，古时战乱不断，使人们生活苦不堪言，人们渴望能宁战息武故取名宁武；“定”取太平安定之意，如定襄、平定州；“兴”取兴旺发达之意，如兴县、阳兴寨；“永和”取永绝冲突、地区和平的意思，如永和县、永和关。

　　传说典故类地名数量为155个，占比27.78%，并无固定用字，得名多源自地方传说、历史人物典故，每个地名都对应着一个或多个地方故事。义井堡，据《神池县志》载，是由“异井”演化而来。据说，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部时曾在此处驻扎，看到一口流泉往外溢出，曾在这里饮马，到第二天水还是一直往外冒，便称其为异井。义棠因“棠花结义”得名。五代末年，赵匡胤、郑恩、柴荣结为盟友，在此地指棠花为誓。大禹治理水灾有功，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得名的有夏门渡。如猗氏，《国名纪》云：“古有猗国，即河东猗氏县地”博鱼体育。如茅津渡，据《水经注》：“陕城北对茅城，故名茅亭，茅戍邑也，津亦取名”。

　　商业活动类地名数量为34个，占比6.09%，主要用字有“店”“冶”“驿”“马”“运”等，反映地区经济交流。如上店镇，早年是通往祁县南关的大道，本村人开设宿客小店者甚多，加之地形较高，得名上店；大麦镇，隰州大集镇之一，是当地粮贸交易的场所，长期经营大麦交易；马防镇博鱼体育，旧时一年举办两次骡马交流大会，市场交易骡马，遍地搭有马棚，因此得名；运城依托盐池生产盐业，发展成为盐运之城，得名运城。

　　姓氏类地名数量为54，占比9.68%，主要用字有“王”“张”“贾”“赵”“杜”等，反映出当地建村伊始的姓氏情况。如王家寨，原在吾吉耳村前的河坪上，村周围的石头围成寨子，村民全为王姓，故名；田家会，早在明代时就有姓田的人家在此地居住劳作，故名田家会；楼烦，因夏朝受封于此的贵族“娄”氏而得名；苗岳镇，唐朝末年，苗氏和岳氏在此建村，故得名。

　　建筑类地名数量为18个，占比3.23%，主要用字有“庙”“寺”“塔”“桥”等，多因地方庙宇、塔楼等地物得名。如高庙子，因村旁高埠处修建的三座大庙得名；普会寺，宗教场所，乾隆帝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赐匾，故名；白塔，因当地标志性建筑万部华严经塔塔身为白色而得名；乔村驿，因村东面有一座小桥，以桥命名桥村，后演变成乔村。

　　蒙满民族语言类地名数量为14个，占比2.51%，此类地名皆由蒙古族、满族语言命名，其对应有汉语来表达词意，体现民族交流融合的情况。如萨拉齐厅，“萨拉齐”在蒙古语中意为“准备奶食的人”，这里曾经是为阿拉坦家族牧养牧畜和提供奶食的地方；克克伊尔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山崖”，因南邻大青山崖而得名；沙儿沁，“尔沁”蒙古语意为“挤奶人”，明末清初为蒙古人的牧场；浑津村，“浑津”蒙古语意为“碱地”，清康熙年间，鄂尔多斯蒙古族部落的人迁入此地定居，遂成村落，以当地盐碱地地貌命名。

　　清代山西中南部和西北部地区，自然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值要高于其他地区（图2）地域特色显著。山西属于黄土高原区，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倚太行山，西有吕梁山，中南部有汾河平原，东南部沁河流域多低山丘陵。山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北部以半干旱草原、草甸为主，少森林植被，南部以温带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为主，树种有柏树、松树、榆树、桦树等类型。南部季风区降水较丰富，地表河湖众多，地下泉水较多。中南部与西北部地区处于地理交界地带，地名多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空间特征大体与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吻合。

　　清代山西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是人文景观类地名核密度高值域区，反映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图3）。晋南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自古以来人类活动频繁，古遗址众多；西北部主要因军政活动较多，为军事防御修筑了长城，为管理少数民族，设有归绥六厅；人文景观类地名以下的各小类地名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存在许多差异。

　　清代山西军政活动类地名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地区（图4），其核密度值远大于其他地区。清代山西东北部地区在明朝属边防九镇中的大同镇管辖范围，属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明成祖曾五次北伐亲征漠北，多次在山西练兵备战，建有许多屯兵的营寨、练兵的校场；因地势险要，为军事要冲，便在此修筑长城，依托天然障壁黄河、太行山脉，与宣府镇组合形成“弓”形防御地带，是保障京城地区免受外敌入侵的重要防线。绥远城，于清乾隆二年（1737）开始修建，起到军事边防与行政管理的作用，是一座军政重城，为方便管理归顺后的察哈尔众部族所设的满八旗驻防城。

　　东北部地区地名多因明长城沿线的城墙、堡垒、营寨、关口等军政设施所留存下来的名称而得名。如长城沿线的外三关（偏关、宁武关、雁门关），内三关（紫荆关、居庸关、倒马关）。明嘉靖十八年（1539）长城外线所设置的镇河堡、镇虏堡、宏赐堡、镇边堡、镇川堡，简称内五堡。嘉靖二十四年（1545）长城外线所设置的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保安堡、镇羌堡，简称外五堡。在清朝统治时期，许多因带有明显民族仇恨情绪、民族歧视意味的堡垒名陆续得到修改，用“鲁”“虎”等字样代替原来的“虏”“胡”等字眼；如“破虏堡”改为“破鲁堡”，“杀胡口”改为“杀虎口”。杀虎口，历史上曾经称作参合陉、杀胡口、杀虎口、西口，清初改为杀虎口。

　　清代山西美好寓意类地名分布集中程度不高，在各地区呈“点珠”式分布（图5），反映出各地百姓对美好生活都有着期望和向往。有取“兴”字祈愿村子兴旺发达，万紫千红的；有取“宁”字期望宁息战争，地方永远和平安宁的；有取“定”字盼望地区太平安定的，等等；这些百姓的美好希冀都离不开当时的地方社会环境。

　　苛捐杂税、沉重徭役不断剥削压榨底层百姓，人们渴望能通过建立军功或科举制选拔获得上升渠道，以谋求家族兴旺发达。农耕文明社会下，自然环境对生产的影响是巨大的，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农民收成缩减，片区灾害严重则发展为饥荒、流民四起，《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有记载。1720年6月至1721年6月，安泽、太平、曲沃、襄陵、洪洞、临汾等地无降水，秋季大麦没有收成，民间出现饥荒。百姓苦于天灾，生存艰苦，只能寄希望于明年能够风调雨顺，农业生产能增产增收。清代山西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交界过渡带，时常遭受游牧民族秋季南下劫掠，抢劫粮食物资、掳获人口、杀伐守军，百姓苦不堪言。突厥劫掠中原在《资治通鉴》上有记载。唐武德七年（624）秋，忻州被突厥人攻打；武德八年（625）秋，颉利可汗率领十万大军劫掠朔州、并州等地区；武德九年（626）夏，突厥人突袭朔州。战争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更增强了人们心中渴望战火平息、生活安宁稳定的意愿。

　　清代山西传说典故类地名多集中在南部片区，呈一种向北部凸出的“马蹄”式分布状态（图6）。晋南地区有许多因传说而得名的地名，如解州，传说黄帝在此击杀蚩尤，蚩尤的血化成泅水，即今天的解池，从五代后汉开始置解州，到清代设解州为直隶州，地名一直未变。夏禹建都安邑，又有大禹治水的典故，有许多纪念大禹的地名，如夏县、夏门、禹门。《史记·晋世家》记载着“晋”作为国号出现。唐国境内有一条晋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晋水改唐国为晋国，被称作晋侯。再到晋文公称霸、“三家分晋”，春秋战国时期又为晋文化抹上了重彩的一笔；每个地方的特色传说典故都是属于当地民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对名人事迹的追忆，有对祖先伟业的自豪、有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因符合当时道德教化，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的民间传说故事得名的有“孝义”，取割股奉亲（孝子郑兴割下自己的肉煮汤奉母）、义虎救樵（相传明朝一樵夫掉入虎穴，老虎将其背出洞穴，樵夫为报恩与老虎相约西门外答谢，老虎如约而至。）两个故事中体现的淳朴孝道与仁义诚信中的“孝”和“义”二字得名。

　　清代山西商业活动类地名主要分布于西南部、东南部、西北部地区（图7），分布集中程度较低。西南部的绛州自唐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手工业产品集散地，丝织业、制瓷业发达；运城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盐运之城，清政府对盐政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解盐政策的落实。为强化其市场管理，推行官督商销制度。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平原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地形，交通更便利，再加上汾河、沁河的水运系统，使得东南部地区商业发展较快；市旅集镇多集中出现在一些交通要道上，如龙化镇。《读史方舆纪要》云：“龙化镇南连绛县，北接浮山，为商旅辏集之所”。

　　明清时期边关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晋商的发展，随着“开中法”等贸易政策的出现，晋商获得了商贸机遇。明蒙之间的贸易直接由政府严格控制，在大同镇长城关隘口设置马市，以进行贸易，建立互市制度。蒙古以牛、马匹、皮货等货物交易中原的绸缎、布帛、铁锅等货物；蒙古的马匹流入关内，又促进了山西内的骡马交易，出现了许多以骡马交易为主的地方集镇。到了清代，边疆移民开发政策促进人口流动，长城内外的统一让边关贸易变得自由，有许多随军的旅蒙商贸出现，归化城成为了当时山西西北部的贸易中心。

　　清代山西姓氏类地名主要分布于西南部（图8）。姓氏类地名中涉及姓氏丰富，有把自己的先祖封地名当作姓氏的，如霍州，曾是周朝周武王之弟霍叔处的封地，当地多霍姓居民；受地理环境影响，多数村庄建村于沟谷地带，交通不便，村落相对闭塞，村庄命名以建村者姓氏为主，如贾庄、王封村；平原地带人口密集，人口流动频繁，许多移民者倾向于将自己原来的村名带去新居住地；又或是一个家族先发达得势，将家族姓氏作为当地的地名。

　　建筑类地名分散程度较高，呈现出“点珠”式分布（图9）。受宗教文化、民俗信仰影响，各地庙宇、道观林立，地表文物古迹众多；如佛教建筑应县木塔、隰县小西天。光绪《山西通志》载：“千佛庵，以崇祯己巳年释道亮所建”。

　　蒙满民族语言类地名仅分布于西北部地区（图10）。以长城为界，北部为蒙满民族聚居区，聚落地名多以蒙古语命名，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地名命名多与畜牧业生产有关，如表现牧场“挤奶”这一过程的蒙古语意地名，沙儿沁。

　　自然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基本吻合，早期形成的地名多随周边的山脉博鱼体育、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的特征命名。人文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山西在历史上一直充当着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使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区域人文景观类地名上多有反映。历史时期，山西北部因地处农牧交错带博鱼体育，军事地位异常重要，产生了众多军政活动类地名，如长城沿线的各堡寨、关隘；伴随着清代一统关内外，一些军事管理区的军事作用逐渐弱化，在蒙满民族聚居区设立直隶厅以方便管理边关事务。传说典故类地名形成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尤以晋西南显著。由于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人类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各地百姓都有对平安稳定生活的美好希冀，民间信仰各种宗教、地方神，建筑庙宇以祈求福佑，形成各种美好寓意与建筑类地名，此类地名空间分布集中度低。随着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交通便利的大道旁、货物集散地、贸易关口等地多形成商旅集镇，出现商业活动类地名。